“我镶牙就是想多活几年,可我交了21万多,这诊所把我牙都拔了,人却跑了。”韩女士气愤地摘下口罩,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展示着自己空空的上牙膛,愤怒不已。
近日,北京德贝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德贝口腔”)突然闭店,让像韩女士一样的十余位老人犯了愁。2月21日,北青报记者联系到了16位患者,涉及金额高达154万余元。经多方联系,北青报记者找到了诊所的法定代表人陈金池,对方表示,自己正在想办法善后。
患者:钱交了、牙拔了、店却关了 十余位患者154万余元“落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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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镶牙就是想多活几年,可我交了21万多,这医院把我牙都拔了,人却跑了。”今年75岁的韩女士说,因为自己做过胃癌手术,消化不好,吃东西需要尽量嚼碎,所以一直想将自己的上半口假牙换成种植的。2020年7月,她和老伴从公交车的电视上看到了德贝口腔的广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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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7月29日,韩女士来到德贝口腔进行咨询,对方声称“18.8万元全包”,后韩女士交付了10万元的定金。
韩女士说,在3天后经过测量,医生诊断她上膛牙床萎缩,需要将上膛仅剩的牙齿拔掉,种植骨粉和骨膜,待伤口愈合才能接受牙体种植。而韩女士的恢复期,至少需要8个月。
自此,因为口腔形状改变、仅剩的牙也被拔除,韩女士此前的假牙戴不上了,只能选择德贝口腔配备的“临时牙”。
而后,德贝口腔又收了韩女士11万元,“因为他们说骨粉和骨膜是之外的价格,10万我都交了,这11万不得不交。”
到了2021年7月,韩女士上牙膛恢复完全,她又来到了德贝口腔进行治疗,而此时医生却告知,要对其口腔内进行再次测量,发现其中一颗位置不佳,只能拔下来重新植体。之后将数据发回厂家,待一个月后牙体制作完成后再进行种植。
“后面不是有疫情,就是医生有事儿,要不就是负责和我沟通的工作人员有其他情况,几次推诿下来,时间就到了2022年。”韩女士说,这一年来,她带着临时牙,不仅吃饭会掉,经常塞食物,难清理,就连咬合都是难题,米饭不敢吃,馒头会粘牙,就连蔬菜也咬不断,夜间还总会因为牙床的胀痛感难以入眠。
“这临时牙时间长了还会发黑、开裂,口腔里总有股怪味,怎么刷都刷不干净。”韩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,直到2022年10月13日,韩女士到现场才发现德贝口腔大门紧闭,上面还贴着装修公告。
她赶快拨通了客服电话,工作人员告知其到海淀的分店进行种植。“我到了海淀又是一通测量,可没几天,又没信儿了,到了2023年2月11日,海淀的分店也关了。钱的问题单说,牙没了怎么办啊?”韩女士说,她按照门上的电话打了个遍,店员一开始还在安抚,之后便不再接听。
韩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,与她有类似遭遇的老年人,还有十几个,都是在漫长等待后,见到了店门紧闭的情况。“老板跑了,我们遇到了投诉无门的困境。”
与韩女士有同样遭遇的唐女士表示,相较于其他医院,德贝口腔的服务态度非常热情,“一口一个阿姨、姐姐叫着,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随患者进行推销和安抚,提供各类免费体验,连排队缴费的流程都免了。”
唐女士也正因认为德贝口腔设备先进、技术好,才选择到该处消费。她说,德贝口腔唯独让她不满意的是,原本想购买总价6200元的套餐,却被对方划走了21200元,之后还关了店。
北青报记者联系了其中16位患者,除了保质期内种植牙出现问题外,共涉及154万余元,其中金额最高的老人,花了31万元。她说,自己也曾想找其他诊所种牙,可“工程”进行了一半,没有诊所敢冒风险接收,即便愿意接收的,也是价格不菲。
现场大门紧锁积灰成片 德贝已被列入“老赖”名单并被采取限高措施
2023年2月20日,北青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SK大厦二层德贝口腔所在地,百度显示,这里的租金每平方米每天7到14元。门店大门紧锁,近期被塞进去的报纸已经将门缝堵住。店墙上,红色的横幅及各种执照、奖牌还挂着,顺着门缝往里看,电脑、仪器还在桌上并未搬走,屋子里布满灰尘。
北青报记者询问了附近的店铺及工作人员,都表示这个店关了很久,“不知道什么时候关的。”
SK大厦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,“每天有十几个顾客来问,我们也想找他们呢,欠着我们几百万(房租、物业费)呢,说跑就跑了,我们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”
而德贝口腔的海淀分院位于海淀区国际财经中心二层,北青报记者赶到后看到了相近的场景,店里的设备都在,但大门紧锁。大厦物业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该店铺欠物业费不给,目前处于“失联”状态。“我们也想找他,可连法院送传票都不知道往哪儿送。”物业公司负责人说。
而后,北青报记者从企查查了解到,德贝口腔目前处于经营异常状态,因房屋租赁纠纷及劳动合同纠纷被判赔偿后,因未履行还款义务,德贝口腔和法定代表人陈金池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,并有12次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。其中最近的两起公开案件为2023年2月17日,因2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,被发起非诉保全审查案件,共被冻结了1500余万元,陈金池也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,被冻结了170万元的股权。
北青报记者以消费者名义向北京12315进行了咨询和举报,其表示,会将情况进行详细备案,并转交给辖区内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。
前高管:经常拖欠工资 生意巅峰时期每天上百名顾客就诊不乏名人
2月21日,北青报记者还联系到了德贝口腔的一位前高管李先生。李先生表示,德贝口腔的主要客户群体为老年人,该门诊部是北京较早专职为老年人牙体种植的机构。该医院最顶峰时,有170多位职工,其中医护人员达70余人,外聘专家8名。
“我和老板陈金池算是朋友,疫情开始,因为经营问题,他经常会拖欠医护人员的工资,但每次都能妥善解决。”李先生说,他印象中,最长一次拖欠了医护人员3个多月的工资。
他回忆,在德贝口腔最巅峰的时候,每天要有上百名顾客就诊,其中不乏一些名人,有时候要加班到晚上七八点。李先生推测,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印象,不少医生对德贝的盈利能力是信任的,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都在岗位上坚持。只不过少了很多广告营销,顾客也随之越来越少。
到了去年10月,因为疫情原因,德贝也一直没有通知员工和医护人员上班,“我也是等到了顾客打来电话,才知道闭店了。”李先生叹了口气,在此之后他见到陈金池的机会越来越少,直至过完年,陈金池彻底“失联”了,连自己的电话和微信都不回了。
李先生说,之后许多医生,也在帮助患者寻求新诊所,免费种植牙,但能力有限,不能辐射到所有老人。
“渐渐地,医护人员们也就各自寻求新职业了,对我们唯一的影响,就是还欠着2个月左右的工资。”李先生表示。
老板回应:做生意要讲诚信 一直在想办法善后
21日下午,北青报记者分别尝试拨通德贝口腔留下的9个电话,但不是关机,就是欠费停机状态。直至半个小时过后,德贝口腔法定代表人陈金池主动回电。
“不好意思,我刚才在上班,没能接到(电话)。”陈金池说,他创建德贝口腔后,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,靠的就是群众口碑。“虽然疫情这几年业绩很惨,但我们在不做广告推广情况下,也是靠顾客之间口口相传,接收了不少新顾客。”陈金池告诉北青报记者,做生意要讲诚信,而且门诊部的关停,并非他个人意愿。
他说,自从疫情开始,牙科行业受到了不小冲击。“三年时间里,我两家门店都停了16个月。”陈金池说,疫情期间,房东始终不肯减免租金,两家门店一年就要一千多万的房租费用,再加上两家诊所150多名员工的工资,一年至少两三千万的开销。
陈金池说,为了让德贝“活下去”,他连自己老家的房子都抵押了,算上私人借贷,一共将1200万的钱款补贴到了德贝的账户,可门店开不了,房租照收不误,工资不能不发,他欠种植牙厂商的钱也还不上,窟窿越来越大。但当北青报记者向其索要抵押证据时,他表示,抵押证明和账本被锁在他在望京的出租屋内,拿不出来。
陈金池说,“我今年也50多岁了,上有老下有小,不想让老年顾客觉得我骗了他们。”他说,之后自己编了个理由“大厦内部管道维修,门诊暂停营业”,将顾客们引流到海淀的分店,希望先帮顾客们把牙种上,但没过几个月,海淀的分店也因欠费被物业锁了门。
对于他说预留了五名善后工作人员,而后电话关机、拒听的情况,陈金池表示,收多少钱办多少事儿,“我实在发不出工资了,几个人也就不再管这摊事儿了。不过所有顾客的资料在厂商那里有备案,我都能联系。”他告诉北青报记者,在这段时间他曾想过找从事牙科的朋友们“借”几个床位,让名下的医生帮忙为剩余的患者植牙,但由于医疗风险承担问题,都遭到了拒绝。
“于是,我想着再借点钱,和朋友再开一个牙科诊所,或者租一间诊所,一面接纳新顾客,一面为未完工客户做善后工作,但目前还在筹钱。”陈金池说。
“退款的话,我真没钱,只能给我三至六个月时间,或等后续治疗,把未完工的治疗完。”陈金池说,这也是为他以后开店积累口碑,“再苦再难也要撑着,除非我死了。”
律师提醒:要有证据意识,付款凭证要保留
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律师表示,近些年,收取定金、押金、预付款、会员费等后跑路的案件层出不穷。排除商家正常的经营倒闭破产外,以收取定金、押金、预付款、会员费为目的的“真收费,假服务”骗局并不少见。
德贝口腔的行为如果是“真收费,假服务”,就涉嫌合同诈骗。
律师表示,根据《刑法》相关规定,以非法占有受害人的钱财为目的,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,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,骗取受害人的财物,数额较大的行为,就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。此时的消费者已经转化为刑法中的被害人。这种情况下,消费者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,但是由于被害人比较分散,被害人之间又互不认识,在实践中,刑事立案又存在各种障碍。
对于类似的未消费就缴纳大额费用的服务,律师提醒消费者,一定要有证据意识,对付款凭证要保留,对于直接支付到个人账户上的要慎重,出现服务不及时的要抓紧维权或要求赔偿。同时要注意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作用。律师表示,个人维权难,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,导致案件发生后个人维权成本高,“遇到侵权或被骗时,消费者要发挥消协或工商部门的作用,将损失汇总,方便维权。”
同时律师认为,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,需要政府、行业协会、商家、消费者组织、消费者等良性互动。无论是官方或民间机构可对从业人员或(机构)建立行业禁入名单。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